第一次见到沈茵，是在CBD一家极其隐蔽且安静的茶室。介绍人是我妈的远房表姐，在电话里把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室内设计师夸得天花乱坠，对女方的情况却只用了一句“事业有成，人很稳重”来概括。 沈茵比我早到，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风衣，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，没有太多首饰，只有腕上的一块积家手表透着不动声色的底气。她长得并不算惊艳，但身上有一种久经商场沉淀下来的从容和冷冽。 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她三十八岁，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，年薪在三百万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打起了退堂鼓。我们不仅存在着六岁的年龄差，社会阶层也截然不同。我只是一个开着普通代步车、背着房贷、为了拿项目需要陪客户熬夜改图纸的普通男人。 出于礼貌，我还是坐下来和她喝完了那壶大红袍。简单的寒暄过后，沈茵放下了茶杯，目光平静地看向我。她说话的语速不疾不徐，吐字清晰，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。 “林先生，我的时间排得很满，相亲对我来说是一项讲究效率的日程。所以，我想跳过试探的环节，直接把我的底牌交给你。” 我有些错愕地看着她，点了点头。 她继续说道：“我不需要你养家，甚至如果你在事业上有需要，我还能提供人脉和资金的支持。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只有两点：情绪稳定，人品过关。但是，我有一个硬性条件。” 她停顿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紧绷，随即又恢复了那种谈判桌上的冷硬。 “如果结婚，我们不能同房，这辈子都不行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如果觉得荒谬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握手道别，今天的茶钱我已经结过了。” 我愣在当场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一个年轻力壮的正常男人，听到相亲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惊喜于那三百万的年薪，而是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侮辱或者某种见不得光的阴谋。 我甚至在心里暗自揣测，她是不是性取向不同，需要找个老实人做同妻？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心理怪癖？ 成年人的体面让我没有把这些难听的猜测说出口。我端起面前已经有些凉了的茶水喝了一口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：“沈小姐，条件确实很丰厚，但我是一个俗人。我渴望的婚姻是柴米油盐、肌肤之亲、是普通人的烟火气。如果您需要的是一个挡箭牌或者合约丈夫，很抱歉，我可能胜任不了。” 沈茵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面露愠色，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见怪不怪的疲惫。她站起身，很礼貌地对我伸出手，说了句“打扰了，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伴侣”，然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了茶室。 那次相亲就像是一个荒诞的插曲，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。我继续过着画图、盯工地、和甲方扯皮的苦逼生活。直到两个月后，命运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，把我们再次绑在了一起。 我的工作室通过层层竞标，意外拿下了一个高端写字楼整层办公区的室内设计项目。签约那天，我去甲方公司开会，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坐在主位上正在听取下属汇报的，正是沈茵。 看到我，她也只是微微挑了挑眉，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回了工作上。在工作状态下的沈茵，和相亲那天完全不同。她果断、敏锐、要求极高，对设计方案里的每一个动线、每一处材质都问得极其专业且一针见血。 在那场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里，我完全被她的专业能力所折服，甚至忘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样一次尴尬的相亲。 因为项目的关系，我们开始有了频繁的接触。有时我们在吃完饭后，会在寒冷的街头并肩走上一段路。她很少谈论她的财富和地位，反而更喜欢和我聊一些琐碎的事情：哪条街的梧桐树长得最好看，哪部老电影里的配乐最抓耳，或者我设计图里的某一个角落让她想起了童年外婆家的院子。 我逐渐发现，沈茵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且柔软。她会在周末一个人跑去郊区的苗圃买几盆便宜的绿植，会为了流浪猫在车后备箱里常备猫粮，会在看一部文艺片时悄悄红了眼眶。那三百万的年薪和总裁的头衔，更像是她用来保护自己的一副沉重铠甲。 随着项目的推进，我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感情已经越过了朋友的界限。我会在半夜画图时突然想起她笑起来时眼角的弧度，会在看到一件好看的大衣时想象穿在她身上的样子。我三十多岁了，早已过了容易冲动的年纪，但我很清楚，我爱上了这个坚强又脆弱的女人。 项目竣工验收的那天晚上，我请她吃饭。那是初春，晚风已经有了暖意。饭后，我们沿着江边散步，气氛融洽而暧昧。我借着微微的酒意，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她，伸手握住了她的手。 那一刻，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瞬间僵硬。她像触电般地猛地抽回了手，后退了两步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抗拒。 “林浩，”她的声音有些发抖，连名带姓地叫我，“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在茶室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说过的话？” 我看着她，语气诚恳：“我没忘。但我现在不在乎你提的那些条件。我喜欢你，我想照顾你，这就够了。” 沈茵苦笑了一下，眼眶泛红，但她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变得冷酷而决绝：“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以为你现在可以不在乎，但一年后呢？三年后呢？林浩，别用你廉价的同情心和一时的冲动来绑架我。我们以后除了工作，不要再联系了。”